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提起这“三转一响”，上了年岁的人会不由打开脑中的闸门，任凭记忆流淌。曾经，新人结婚，能买齐“三转一响”，那是最大的梦想。如今，当年轻人骑着共享自行车，在网络上购买最新款的衣裳，让人不由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时候，也清晰见证了社会经济前进的脚步。
但眼前的陈爱莲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她是打败时光的舞者，79岁还在自己热爱的舞台上伸展跳跃……
20岁时就因主演舞剧《鱼美人》一举成名的陈爱莲，在舞台上光芒四射超过半个世纪。人们很难想象，40年前，已经蜚声海内外的她也有着和许多普通老百姓一样的愿望，那就是拥有“三转一响”，而这个愿望几乎是当时所有中国家庭的共同梦想。
接受记者正常采访当天，陈爱莲特意翻找出一块很久没有戴过的手表。手表小巧精致，金色的表链，月白色的表盘上刻着“陈爱莲”三个字。因有些年头了，手表早已停止了转动。这是20多年前一位朋友送她的礼物，因为别具意义被保存了下来。
一路繁花看尽，陈爱莲拥有过的手表不计其数，其中两块令她时至今日仍印象深刻。
她人生的第一块手表来自一位长辈的馈赠，是一块上海牌手表。那个年代，一块14钻的上海牌手表承载了无数中国人的终极梦想，甚至有年轻人发出了“若得之，不枉此生”的慨叹。年少成名的陈爱莲本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腕上的手表更是令她倍加夺目。
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一块“上海牌”手表价值120块钱，大约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而且还要凭票购买。于是，有人买了手表，晚上也舍不得摘下，即便是大冬天，也会将左手的衣袖卷得高高的，生怕别人看不见似的。“好多人看个时间，左手会优雅地划个夸张的弧度，目的还是在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手表。”陈爱莲笑忆道。
在上海牌手表的鼎盛时期，每四个佩戴手表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戴的是上海牌。可以说，她已不单单是一个手表品牌，而更是一种情怀。小小一块上海牌手表，于个人是家庭富足的标志，于国家，则是“中国制造”的起点。
1955年以前，中国只有修理外国手表的小作坊，没有一家能生产出手表的手表厂。上海牌手表的问世改写了中国人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记录下了中国民族工业筚路蓝缕开拓创新的时代跃动。
1960年，陈爱莲随团赴苏联进行3个月的文化交流，回国前，她用攒下的生活补助给自己买了一只手表和一个小照相机。苏联的工业发达，这些轻工产品价格不贵，“我记得他们的冰激凌特别好吃，但居然和胶卷是一样的价格，”爱吃的姑娘忍住口腹之欲，最终带回了梦寐以求的手表和相机。时过多年，那只手表的价钱和款式已经无从寻得，但那段美好的异国经历让陈爱莲回味无穷。
承载着陈爱莲念想的上海牌，虽然也经历了外国机械表和电子表等等的冲击，但从未停下前进的步伐。
进入21世纪，上海表凭借着在个性化和高精度的产品平台上持续创新，打造了20项产品专利、12项专用技术。当上海牌陀飞轮手表亮相瑞士巴塞尔钟表展时，来自全世界的手表商对它的性能、设计和价格都非常震惊，当地媒体甚至认为，中国制表业赶超瑞士名表只是时间问题。历经几十载，当年国人腕上的风华正以新的姿态续写着中国品牌的骄傲。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再配上一台收音机组成的“三转一响”，就像今天的房子、车子一样，是每个家庭的至高追求。
灯光下，母亲踩着踏板，转动转轮的场景，曾是一代人最美好的回忆。那台绘有金色蝴蝶花纹、浑身黑得发亮的缝纫机，放在家里最显眼处，给这个家庭的主妇挣足了面子。有了这个好帮手，家里的缝缝补补从此便不用求人，便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了。
那个年代基本上没有成衣，都是先买布再做衣服，而买布必须得先有布票，布票是按照人头进行定量配给，一个人定额供应的布票至多只能做一件衣，往往是做了上衣就没有下衣，做了外衣就没有内衣，一个家庭里只能是今年给这个添新衣，明年给那个添件新衣。
和当时的普通女性一样，能拥有一台闪闪发光的名牌缝纫机，从此告别双手缝缝补补的日子，是大明星陈爱莲最大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在她做了母亲后变得更强烈。
“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衣服很快就不合身了，我和爱人一个月一共100多块钱的工资，买衣服不现实，但又想孩子们穿得好一点。”彼时已经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台柱子的陈爱莲，不得已去和邻居借用缝纫机，“当时很不好意思，还得先和人家聊聊天，再装作不经意地借用一下，挺尴尬的。”她说。
“蝴蝶牌”缝纫机的豪奢，不仅在于其一百三四十块的昂贵价格，还在于凭票供应的紧张程度：在其产地上海，平均每年每80个人发一张，其他城市以收取相当数量的“工业购货券”为主。因此，市面上一张购货券也被卖到五六十块钱一张。
当时，人们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都得排队，这个排队是“无形的”，即在单位登记排号领取那一张珍贵的购货券。就在终于轮到陈爱莲领券的时候，单位领导突然改变了政策，购物券由排序变成了抓阄决定归属。
“我当时听了都快晕过去了。”眼看美梦成真的陈爱莲只能听天由命。好在上天眷顾，五个纸团撒到地上，没想到最后去捡的她居然拿到了那张写着“有”的纸团。
对陈爱莲而言，缝纫机不仅是美好的回忆，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情结”。在金色蝴蝶标志下，母亲一件件缝制着孩子们的新衣，黑色的蝴蝶缝纫机代表着孩子童年的快乐，承载着母亲一生的关爱。
日子一天天过去，布票取消了，穿新衣服的机会多了。商场橱窗里的衣服款式越来越新颖，布料也慢慢变得高档，不仅家庭使用缝纫机慢慢的变少，就连手工制衣的裁缝店也日渐凋敝。曾经因为母亲有节奏的踩踏，用“哒哒”声点亮孩子们童年的黑亮的缝纫机，逐渐成了一种收藏。
几年前，陈爱莲的朋友送过她一台包含了几十种花型线迹功能的现代电动缝纫机，和那台脚踏式蝴蝶牌不同，新缝纫机小巧玲珑，但钉扣、锁眼、绣花、织补、暗缝、抽褶、卷边、拷边甚至隐形拉链缝纫功能一应俱全，令她叹为观止。只可惜，她再没时间和心境去缝制新衣了。
直到现在，搬了好多次家，孩子们儿时的衣服早已散落、不见了踪迹，自行车和收音机也早早丢了，上海牌手表不知收在哪个小盒子里，只有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安静地继续留在陈爱莲的家中，见证时光和记忆。尽管转轴的皮带已经老化，机身也早已磨白了花纹。
时至今日，陈爱莲依然记得1978年初次踏上太平洋彼岸时眼前的震撼。城市的夜晚居然灯火通明，香蕉居然可以那么大、苹果可以那样红……
那时的陈爱莲已经功成名就，是中国最顶尖的艺术家，但一家四口挤住在单位提供的一间15平方米大的宿舍里，地上两个大行李箱里装满了她赴美访问演出途经香港时朋友学生送的“只穿过一两次，您别嫌弃”的衣服，下班后还得拿粮票去换花生米。
1992年，已经成立个人艺术团的陈爱莲再次赴美访问演出，并且专门带着两个女儿去开开眼界。当她满心欢喜地问女儿“美国怎么样”时，女儿回答的一句“还行”让她恍然大悟，才十几年的光景，中国已经变了天地，焕然一新。
早在1989年，陈爱莲便在文化部所属院团停薪留职，跳入了当时还“前途未卜”的文艺市场之中，“下海”经营陈爱莲舞蹈艺术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文化体制改革踏出一条路来；1995年，她又变卖个人房产，创办了北京第一所民营舞蹈学校。至今，她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长和院长，为一大群人负责。
“我们既穿过补丁衣服，吃过供应粮，又充分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很知足，要惜福。”走过了一个搪瓷盆、一个暖壶就能牵手一生的时代，经历了“三转一响”以及后来“新三件”替换“老三件”的变迁，作为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陈爱莲无限感慨，慢慢的变成了过去的“三转一响”不仅记录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巨变，也见证着中国的成长。
今年，已经79岁的陈爱莲还在继续舞着，这个中国舞蹈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今天世界舞坛上年龄最大的舞剧女主角。一抬腿，一下腰，举手投足间，依旧有梦想在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