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多少朋友都和我一样，终于能安心追剧，不再担心会被开播时的热搜强行剧透了。

  高启强和高启盛的人物原型，也早都被网友们扒了出来，他们就是四川汉龙集团的董事长刘汉和弟弟刘维。

  比起剧中高启强在市场杀鱼被欺负的老实人形象，现实里的刘汉，刚出道时就已经是个绝对狠人。

  90年代初，他赚的第一桶金，就是网罗了一批“操哥”（四川方言里的“混混”），在广汉开了一家赌博游戏厅。

  后来，他就成立了闻名全国的汉龙集团，资产高达上百亿，被福布斯杂志称为中国“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

  汶川地震时他出资建设的希望小学，被称为中国“最牛希望小学”，此外他还被称为四川“首善”，连续三年当选四川省政协常委，拥有20多项个人荣誉称号。

  在他尚未暴富以前，他就已经敢公开撕毁法院的封条继续做生意，民警逮捕他，他就让弟弟持枪把他救走。

  暴富后，他更是在企业内部奉行敢打敢杀的企业文化。谁为了公司杀了人，刘汉就花重金去奖励谁。

  比如他的保安唐先兵，因为拆迁补偿问题捅死一位村民，刘汉不但给了他一笔巨额奖金，还提拔他做了公司经理，送了他一辆凯迪拉克。

  以唐先兵为榜样，从1998年到2009，刘汉的小弟们先后杀害了6名受害者，其中大部分都是黑吃黑，干掉了其他黑社会的老大。

  这期间，刘汉有几次都险些被查，但因为与当地官员有特殊关系，而一直平安无恙。

  从《人民的名义》到《狂飙》，你会发现每部剧里，反派都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大商人。

  他们靠血腥的手段完成原始积累，又靠贿赂官员发家立业，并在暴富后手握重权，能够被人戏称为某某市的“地下组织部长”。

  60年代末，山西太原市一位老农就因为私自销售农产品，而被逮捕。在公审大会上，她被公安和民兵紧紧反扭住双臂，表情写满了绝望。

  在当时，私自倒卖商品属于重罪，所以公审结束后，她就被以“投机倒把罪”而就地枪决了。

  而在此之前，尽管改革开放慢慢的开始多年，但只要“投机倒把罪”的罪名还在，商人们就总会觉得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当时中央发出过一份一号文件，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其中就提到了要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

  可那时在温州，国有经济几乎能忽略不计，城市发展和地方经济，主要都以来当地的一些民营工厂。

  其中有八个个体户在本地特别有名，他们分别在五金、旧货、矿灯等行业都颇有成绩。

  尤其是“螺丝大王”刘大源，当时他的小店里收罗了整整4w多种不同的螺丝型号，比上海一家号称全国最大“标准件”公司的螺丝种类，多出了整整一倍。

  袁芳烈认为，中央要打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就包括那些做“自由买卖的生意人”。

  当时他刚初到温州，就直接去了最繁华的五马街口，说自己一下车就像“陷入了敌占区，这里完全不是社会主义那一套。”

  在他雷厉风行的“整治”下，不久八大王中有七名都被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判刑，只有一名潜逃成功。

  结果转眼到了1982年年初，袁芳烈看到新的财报时，才发现温州工业产值比上年下降了整整53.8%，这是他才想到自己酿成了何等大错。

  但被释放后，无论是八大王还是寻常经商的百姓，心理却都蒙上了一层心理阴影。

  比如当年的螺丝大王“刘大源”，从此便不愿再在实业上做大做强，只想低调做人混口饭就行。胆子大的老百姓，更是直接质问袁芳烈，问他：“当初政策不是五十年、一百年不变吗？为什么现在才两年就变了？”

  从“八大王”的事件能够准确的看出，无论是改开前还是改开后，体制对于个体积累财富的出路，一直都有十分严苛的限制。

  转眼到了90年代末，彼时已经没了投机倒把罪一说，社会层面上“搞钱致富”更是成为了主流风气。

  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千禧年前后，大量的文艺作品，都在描述着改开后城市里的“致富梦”。

  其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就是冯小刚的《大腕》，里面病人念叨的台词，可谓是当时社会风气的缩影：“成功人士就是买啥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但在当时，致富的机会其实是集中在了房地产、矿产能源和金融等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的领域，普通民众依旧是连维持生计都十分困难。

  他卖鱼赚钱，却要给市场管理员交一笔不菲的卫生费，又为了能省下几万元的搬迁费，而去买七八千的电视送给市场管理员。

  而剧中最先出现的两个反派“大老板”，徐江和白江波，经营的沙石场，正是那种“有关系”才“有门路”的暴利行业。

  《狂飙》的原型人物之一刘汉，之所以能发家，是因从他开赌博游戏厅开始，就网罗了一群“流氓”小弟，替自己镇场解决麻烦。后来开公司后，更是靠派小弟直接杀掉竞争对手，确保自己顺风顺水。

  宋留根打小就是一名留守儿童，脑子活络成绩优异，但因为父母疏于监护，所以他从小就结交了社会上的各路混混。

  95年他嗅到了纺织业的巨大商机后，便联系了自己学生时期的混混朋友，通过恐吓友爱路布料批发场的老板们，他直接垄断了当地的麻纱生意。

  仅仅过了两年，他光是收商家们的“保护费”就收了整整3000万，而他垄断的市场，年交易额更是在40亿人民币左右。

  做大做强后，宋留根便自封为郑州的“纺织大王”，后来他还买凶杀掉另一个黑老大冯双亭，瓜分了由他垄断的物流市场，仅一年就获利了4000多万。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宋留根格局彻底打开，用“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手段，开启了自己的逆天人生。

  有数据记录，自80年代以来，中国黑社会的数量迅速上升，哪怕是从83年严打开始，每年全国都要摧毁数万乃至十万多个犯罪组织，却依旧没有减少黑恶组织的犯罪。

  再加上后来户籍制度更加宽松，人们不再需要诸多证明才可以去迁徙去其他城市，流动在各个城市大量的底层人口，也为黑社会组织的滋生提供了天然温床。

  正如《狂飙》里安欣说的那样，往往是一茬人被判刑后，新一茬的犯罪又会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出现。

  老大哥们深谙人力资源管理的奥义，很多组织发给“员工”们的基础工资，普遍都只有800-3000元不等。

  如果想要获取更高的报酬，小弟们就必须争着抢着替大哥斗殴杀人，完成了KPI，才能领取上万乃至几十万不等的绩效奖金。

  并且只要上了贼船，小弟们就只能一路干到死。觉得待遇不好想辞职无异于对大哥的背叛，轻则会被剁掉点零件，重则直接连人带命被大哥埋进黄土里。

  下面这位叫梁旭东的大哥，就因为不满手下脱离控制，而直接砍掉了小弟的手指，装在了玻璃瓶里。

  调侃一下，可能做大哥的好处，就是开公司时不管效益如何，都不会担心有员工想要离职。

  指的便是体制越是严苛、资源越是垄断，底层人民如果想要快速积累财富，越是只能动用一些反社会的暴力手段。

  而像“刘汉”这样的大哥，如果想要有命花赚到的钱，注定也只能在不归路上“狂飙”到底。

  从混混蜕变到大哥，这其中不仅需要更加多的财富，亦需要更加多的人脉资源。若无法巧妙周旋于黑白两道，大哥一般再狠也走不远。

  95年时，他在帮一家帕斯厅（赌场）看场子。当时竞争对手派人把他手下5个小弟砍成了重伤。

  张宝林得知后，立马派人对着凶手连开四枪，干碎了对方的脚后跟落下终身残疾，这还不算完事。后来他又开着面包车，撞上了凶手老板的跑车，用两把猎枪了结了对方的性命。

  但因为有勇无谋，再加上没有官员作为靠山，所以张宝林犯案后没多久就被判了死刑。

  《狂飙》里高启盛之所以选择辍学帮助高启强，也是因他深知没有自己作为“智囊团”，莽夫再狠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哥。

  现实里，刘汉和刘维的犯罪结构，也是弟弟混黑道负责杀人，哥哥负责混白道负责巴结权贵。

  不过换个角度，对比那些出生就含着金汤勺，本身就手握权力的坏逼而言，社会上的大哥们，可能也仅仅是一群寻租的弟中弟而已。

  比如在有天下第一粮仓之称的长春榆树市，就出过一个名叫徐伟的黑老大。他靠着当过负责城建的副市长的父亲徐凤山，以及在公安局国保大队当副大队长的哥哥，形成了黑白两道通吃的家族势力。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徐伟在榆树可谓是为所欲为，开歌厅玩黄赌毒，靠关系包工程和倒卖物资敛财，被社会人尊为“老大”。他的坐骑、车牌号58888的宝马X5，一度是整个榆树大街上最招摇的车，而这个车牌据说还是他自己做的。

  然而一辆豪车并不能够满足他的欲望。平时在马路上，老百姓们都不敢开着好车上路，因为徐伟看上哪辆车就会“借”走开“一段时间”。出入各种高消费场所也从不买单，甚至平时掏枪就像掏手机一样，看谁不顺眼就会直接掏枪干掉。

  非法敛财达数千万，持枪威胁过至少数十人，嚣张至极的徐氏家族，可以说与当时被下岗潮拍得落魄不堪的榆树工人们形成鲜明对比，成了当地人谈之色变的噩梦。

  直到2009年，这个在老家为非作歹十几年，手下“小弟”犯下累累恶行，自己更是直接参与枪杀有竞争关系的歌厅老板、伤害致死某乡党委书记的县城“黑老大”，终于因犯故意杀人罪、组织、领导黑暗恶势力性质组织罪等罪行，被长春市中级人民依法执行注射死刑。

  那么坐拥领导爸爸的“徐伟”们，在那个旧秩序崩塌，新秩序尚未形成的年代，往往只需一个念想，就能制霸一方。

  我相信在那个年代里，只是在县级市兴风作浪的“徐伟”，恐怕在千千万万个地方“黑老大”群体中不过是个小角色。

  只是那些寄生于家庭权力关系网的故事，碍于种种原因，既不方便写进剧本里，更不可能公之于众。

  等到他们能够成为刑侦剧的主角那一天，我想能够超越《狂飙》的精彩剧集，一定会诞生。